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李果 北京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工商联副主席王麒一直关注和关心民营经济发展。在2024年全国两会上，她就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多条建议。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采访中，王麒表示，目前国家从市场准入、营商环境、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方面出台系列政策举措，为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力支持，未来，民营经济的发展仍需要获得来自各方的更多关注。

（上图：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工商联副主席王麒。受访者供图）

民营企业对我国经济有重要的贡献

《21世纪》：民营经济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麒：我用一组被广泛使用的数字来回答，即“56789”。这一组数字的含义是50%以上税收、6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城镇劳动就业以及90%以上企业数量，这非常直白地描述了民营经济的重要贡献。无论是大国博弈还是科技突围，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民营经济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家从市场准入、营商环境、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方面出台系列政策举措，为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力支持。

《21世纪》：那么如何理解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是否不仅需要企业自身努力，也需要更好的外部环境支持？

王麒：民营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需要的发展，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我理解就是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优不优”、“精不精”的发展。我于2005年回国后创业，从事汽车服务行业，近二十年来，见证了我国汽车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进程，从汽车产业发展数据和市场实际情况看，汽车产业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产业之一。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可以促进汽车消费，提升我国人均汽车拥有率，充分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作为企业，我们属于生产性服务行业，我所在的启阳集团一直坚持五心服务，我的想法是要坚守主业，做强实业，顺势而为，乘势而上，运用产业融合思维，把高质量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贯穿到企业经营中。

《21世纪》：目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有哪些？

王麒：当前，民营企业的新期盼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市场准入更加公平、政策落实更加有效、产权保护更加有力、舆论氛围更加友好。如2023年出台的保护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有一百多条，但收到的效果，却不尽理想。一些地方和部门还出现了“三多三少”现象——说得多、做得少，文件多、措施少，会议多、实绩少，受到各方诟病。因此如何让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持续流淌，如何激发后继者的创业勇气和企业家精神，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应增强民营企业家安全感

《21世纪》：对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你有什么建议？

王麒：我建议加快制定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要围绕困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痛点、堵点，用法治思维，在法律条文中予以清晰明确的亮剑，体现具体解决处理的基本原则。同时，促进产业发展引导的方向也要明确。我建议引导民营经济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机遇，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工业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围绕产业链，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走“专精特新”高质量发展道路，勇当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

《21世纪》：民营经济融资负担重，是当前社会关注的话题，亦是各部门持续推进解决的问题，在这一方面你有什么建议？

王麒：我建议降低担保成本，加强税务、银保监部门和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间“银税互动”，帮助企业将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缓解企业融资难题。民营企业融资过程中，金融机构要求企业提供担保的要求虽合理，但实际操作中却要求层层加码进行担保，光企业提供担保还不行，还要股东做担保；股东做担保还不行，可能股东的亲属、父母、子女都要做担保，客观上加重了企业的融资负担，从解决融资难融资贵角度，可以推行将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进行信用融资。

《21世纪》：在法律法规方面如何能进一步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王麒：我建议通过立法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要建立监委机关对公职人员侵犯民营企业权益的专项监察制度，破解不清不亲、只清不亲、只亲不清等政商关系难题，要重点查处消极不作为、向民营企业索贿受贿、擅自撕毁招商引资合同、新官不理旧账等行为。

要加强民营企业法定范围的容错，增强民营企业家安全感，借鉴刑事合规经验，建立行政合规轻罚免罚制度。以更包容、更关怀的目光看待民企，进一步加强涉民营企业的冤错案件的甄别纠正工作，进一步加大对民事、行政以及执行领域涉产权错案的甄别纠正力度，发挥典型案例引领示范作用，保障民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我建议要加强法律监督，防止用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要严格区分民营企业的经济纠纷和刑事犯罪之间的界限，善用刑事政策，争取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把好罪与非罪这道关卡，妥善处理好民刑交叉、行刑交叉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