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江叠嶂”作为中国古代画史上的经典画题，指由重山叠嶂、雾霭云烟、浩渺江水等景致构成的山水画创作。已知现存最早的一幅《烟江叠嶂图》为五代画家巨然所作，但其原名是否即此已无从考证。可以肯定的是，北宋画家王诜的《烟江叠嶂图》确立了这一经典画题的含义和功能，并在画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历代知名画家——无论是南宋的夏圭，元代的钱选、赵孟頫、吴镇，还是明清时期的沈周、文徵明、董其昌，以及王鉴、王翚、王原祁、罗牧、查士标等都曾绘有《烟江叠嶂图》，其中许多作品直接或间接承袭自王诜的《烟江叠嶂图》。

　　1.诗韵山水画题确立

　　王诜与画家王巩（王定国）、苏轼亦师亦友，均曾遭受贬谪。元祐三年（1088年），王诜相继为二人画了同题的《烟江叠嶂图》，分别为青绿本和水墨本。

　　其中，青绿本是王诜为王巩所作，画面左侧为山林溪涧之景，右侧江岸点缀少许林木，中间江景计白当黑，烟波浩渺，视野开阔。其画境与苏轼的《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中的前十二句诗颇为吻合：“江上愁心千叠山，浮空积翠如云烟。山耶云耶远莫知，烟空云散山依然。但见两崖苍苍暗绝谷，中有百道飞来泉。萦林络石隐复见，下赴谷口为奔川。川平山开林麓断，小桥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乔木外，渔舟一叶江吞天。”从画面中清雅而不失富丽的青绿设色，结合当时王巩已回朝被重用的现实语境来推测，此作品表达的并非简单的“归隐”主题，可能还包含对于友人出仕的鼓励。

　　水墨本则系王诜为苏轼所画，卷后苏轼与王诜的四首唱和诗是解开此画含义的密钥。细观画面可以发现，其内容、意境与王诜的第二首唱和诗最为匹配。如画面右方重峦叠嶂，烟云萦绕山间，与诗句“惯见岭云和野烟”的意境如出一辙；前景树林间三位行者跋涉在小径上，中间为一执杖高士，似与前方结伴而行的友人畅谈，一童子携琴紧随其后，此景所对应的诗句为“杖藜芒履谢尘境，已甘老去栖林泉”。在中国传统文化意象中，“琴”是知音的象征，王诜在画中通过琴来显示他与苏轼之间的君子之交，成为写照其诗句“玉堂故人相与厚”的画眼。

　　由此，《烟江叠嶂图》的含义与功能在诗画互文的信息叠加中确立下来。此两件作品可以称作“书信式山水画”，在知音间传递，通过画面达到叙说故事、倾诉情感、劝慰鉴戒、增进友谊等目的。

　　作为一位集理论、鉴赏与创作等素养于一身的画家，王诜笔下的作品可谓“不古不今，自成一家”。他的创作有赖于通过精鉴藏品所吸收的大量营养，同时其鉴赏功力也筑基于创作经验之上。这种技道并举的学习途径，促发了其创作方法的转变：由前代画作以直观自然为主的“写真”，转向以借用、错位、挪移等手段“改造自然”的创作方式。这在王诜的两幅《烟江叠嶂图》中均有迹可循。

　　青绿本《烟江叠嶂图》将文人画与院体画巧妙相融，理、法、趣兼重。此作以墨勾、墨皴为基础，敷以古体之青绿设色，但又完全打破了此前青绿山水三矾九染、艳丽繁密的画法与风格，代之以淡彩为主、重彩为辅的清新雅逸的审美追求。这一绘画方式在文人画家、宫廷画家中传播甚广，直启南宋赵伯驹、赵伯骕，元代钱选、赵孟頫等人之青绿山水风貌。水墨本《烟江叠嶂图》则醉写胸中逸气，上追唐代王洽泼墨之法，又得宋初李成清旷之风，亦古亦今，在恢宏的气势中融入了恬静飘逸的笔墨，更重绘画的象外之韵，已可见南宋山水画重情致之端倪。

　　总体而言，王诜创作的《烟江叠嶂图》由北方山水的阳刚博大之气，逐渐转向雅静阴柔之美，从对物象外在真实的描摹，逐渐转向对内心之境的绘写。两件作品的画面处理和意境营造别具匠心，亦对南宋“边角山水”的诗意画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2.以文为骨风神重生

　　画家通过对文本的阅读进行图像创造，是中国画重要的创作方式，如历代名家根据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创作绘画，或根据佚失名画的文献记载进行相关创作等。明代吴门画派代表人物沈周、文徵明师徒二人曾各为王献臣所藏书法作品《赵孟頫书东坡〈烟江叠嶂图〉诗》补画了一幅《烟江叠嶂图》，即对王诜《烟江叠嶂图》之景象与意境的再创造。

　　明朝大臣王献臣因仕途失意而辞官归故里，建成一代名园拙政园。他与苏轼有相似经历，因此对其诗作产生了情感共振。正德二年（1507年），王献臣邀请八十一岁的沈周创作了长卷《烟江叠嶂图》。画家以稳健沉雄的笔墨和虚实相生的构图营造画境，画中群山叠嶂竞秀，树木苍劲挺拔，飞瀑流泉交织，江水放旷邈远，令人遐思无限。

　　时隔一年后，三十九岁的文徵明也为王献臣补画了一幅同题作品，一改其典型的细笔之风，用北宋画家米芾之“米氏云山”法兼以泼墨而成。画中山石采用简略的传统勾皴，进而以丰富墨色进行滃染或泼罩，关键处再用“米点皴”加以塑造，使得画面结构、空间等更加醒目。该画作水墨淋漓，苍茫秀润，旷放而不乏严谨，空灵又不失充实，精确地写出了苏轼诗歌中的意境。

　　3.以图为鉴意境再造

　　以图为鉴，由“此图”生“彼图”，是中国画另一种重要的创作方式，可以是由原作派生的系列作品，包括摹写、临写、意写或受原作启发后的全新创作，也可以是“派生品”的“再派生品”。一般而言，此类作品多少留有与原作相关的图像或文字信息，这是中国画特有的传承方式，也是对原作风格与神采的重新生成与构建。

　　有“夏半边”之称的南宋宫廷画家夏圭（夏禹玉），其山水师法李唐，又汲取范宽、米芾、米友仁等画家之长而自成机杼，形成了“淋漓苍劲，墨气袭人”的风格。他有幸看到过王诜的《烟江叠嶂图》并有同题创作。夏氏之作现已不存，却能在元代诗人康里百花的《题夏禹玉〈烟江叠嶂图〉》一诗中一睹其风神：“大江来自岷山远，万里东流几深浅。洪涛巨浪日舂撞，一派西随万山转……”可见，此画内容当为气势磅礴的江景，其意境与王诜之作迥然相异。

　　元代诗人柳贯写有一首《松雪老人临王晋卿〈烟江叠嶂图〉歌》，从“后身松雪斋中叟，伸纸临摹笔锋走”一句看，赵孟頫临王诜画时或已年老。此件临摹作品即现在所称赵氏名作《重江叠嶂图》，构图与王诜的《烟江叠嶂图》相类，景象加以浓缩改造，笔法由李成、郭熙等变化而来，彰显了赵氏推崇的唐宋复古之风。

　　从明代画家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中的《仿〈烟江叠嶂图〉》跋文可知，他曾过眼了明代文学家王世贞所藏王诜的《烟江叠嶂图》。董氏于默记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再创作，借用部分艺术手法或图式，只求其意境。正如跋文中所书：“于时秋也，辄临秋景。于所谓‘春风摇江天漠漠’等语，存而弗论矣。”有幸的是，今天的我们依然可以目睹这一由“春”变“秋”的创造性作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幅托名董其昌的《烟江叠嶂图》，二者画面绝似，孰真孰假，尚无定论。

　　此外，据清人陆时化的著作《吴越所见书画录》记载，清代画家王鉴、王翚都作有《仿梅道人〈烟江叠嶂图〉》，均仿自元代画家吴镇（梅道人）的《仿王诜〈烟江叠嶂图〉》，为立轴。而上海博物馆还藏有一幅王翚所作横卷《烟江叠嶂图》，应是受到了王诜某一本横卷《烟江叠嶂图》的影响。

　　围绕“烟江叠嶂”这一经典画题的创作可谓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在一代代画家的笔下，或写真纪游、笔润山河，或写心言志、抒情达意，皆充满了诗意与哲思，呈现出清新典雅、雄浑豪放等多样的艺术面貌与美学特征，在中国画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张荣国，系山东农业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