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所封的140多个列侯，大都居住于长安未央宫北的甲第区，也即北阙甲第。

　　这些功臣元老的宅邸相互毗邻，串联起来极其方便。“诛吕之变”就是陆贾居中联络，陈平、周勃、灌婴等北阙甲第功臣集团，“串联”起来发动的。

　　而“列侯之国”却是让列侯们到自己的封地去，不要集中在长安。这对于功臣集团来说，可谓釜底抽薪。

　　作为功臣集团所拥立的皇帝，汉文帝对他们也有所忌惮，即位当晚即任命“代来之臣”统领南北军、行殿中，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列侯之国”诸侯“众”

　　前元二年（前178年）十月，刘恒采纳贾谊之策下诏：“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岁），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驩（欢）欣，靡有遗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因此诏令：“其令列侯之国。”

　　这一举措，一来可以将功臣们分散到各地的封国，使其联络不便、人少势孤，二来让他们卸下所担任的职务，从行政权力中慢慢退出。这也正是功臣集团为啥要集体反对贾谊的理由，并导致这道“列侯之国”令并未真正实施，周勃等功臣们都待在长安不走。

　　但到前元三年（前177年），文帝把控了朝局后，他再次下达“列侯之国”令。此时，陈平等人已相继去世，复任丞相的周勃成为功臣集团的首领。因此，文帝命令周勃做个表率，带头返回封地：“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大佬周勃虽然有一万个不愿意，却也不得不辞去丞相职位，返回河东郡绛县。

　　周勃回到封国后，天天生活在恐惧中，担心随时会有牢狱之灾。每有地方官求见，他常披甲相待，并命家人手执兵器护卫。不想这正好给了别人告他谋反的口实，因而以“谋反罪”被捕入狱。

　　“厚重少文”的周勃无从辩解，在狱中甚至被狱吏欺侮。之后他花千金贿赂狱吏才得到暗示，让他托自己儿媳、汉文帝女儿说情。最后又通过薄昭向薄太后做工作，汉文帝才下令释放周勃，恢复其爵位与封地。周勃出狱时慨叹：“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列侯之国”削弱了功臣集团，帮助汉文帝提升了皇权。周勃七年后在其封地闲废而死，当年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们逐渐淡出了政治舞台。

　　前元七年（前173年），文帝召贾谊回长安，在未央宫处理政事的宣室向他请教鬼神等事，因贾谊讲的实在太精彩，文帝不断从席子上向贾谊跟前挪。李商隐后来写了著名的诗句：“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其实他是感慨自己怀才不遇，而文帝和贾谊所探讨的肯定不只鬼神一件事，文帝在探讨后就坦率地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此次召见后不久，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刘揖（文帝之子）的太傅，这其实也是把贾谊留在长安，以便于自己随时请教。但不幸的是，文帝十一年，梁王刘揖不慎摔马而死，本就敏感多愁的贾谊认为是自己责任没尽到，“自伤”而“哭泣岁馀，亦死。”年仅三十三岁。

　　在任梁王太傅时，贾谊向汉文帝提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把大的诸侯国越分越小，使其实力不断下降，从而对王朝的威胁越来越小。贾谊在《治安策》中陈述：“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建议“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以分散其实力。如此则“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背叛之心，上无诛伐之志”，天下可得大治大安。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也是后来汉武帝时“推恩令”的雏形。这一旨在削弱诸侯王的建议，文帝并没有大张旗鼓地以政策法令的形式强行推进，而是因势利导地逐步实施。

　　前元十六年（前164年），汉文帝以两年前去世的齐王刘则无子为由，将齐国分为六个小王国，加上城阳国，曾经的大国齐国被一分为七。此后，在淮南王刘长死后，文帝将淮南国分为三个小王国，由刘长的三个儿子分别继承。

　　梁王刘揖摔马而死后，贾谊建议文帝徙淮阳王刘武（文帝之子）为梁王，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并扩县增国到四十余县。这一建议极富战略性，汉景帝时期“七国之乱”爆发后，正是位置重要的梁国死死挡住了吴王刘濞，为周亚夫的平叛赢得了时间。此外，齐国被一分为七，也导致“七国之乱”时的乱军，除了吴、楚之外再无大国，最终失败。

　　汉文帝通过察举选拔出来的人才除贾谊外，还有敢于直言极谏的贾山，和有“智囊”之称的晁错。这些新生力量，积极建言献策，使得汉文帝时期的朝野，纷纷探讨秦朝短命而亡的原因，形成了一波在中国思想史上有重要意义的“过秦”思潮。

　　这其中，贾谊和贾山最为突出。贾谊在《过秦论》中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贾山在《至言》中，援引秦亡的教训给汉文帝上课，希望朝廷搞开明政治，不要打压言路。

　　“过秦”思潮使汉文帝常怀戒惧之心，常保谦卑之态，常思“恭修节俭，思安百姓”，执政时一反秦之苛政，大行开明“仁政”。

　　大行“仁政”的汉文帝，执政之初就主动废除了一些苛律酷法。

　　白鹿原上的窦皇后陵。

　　“株连”“诽谤”“妖言”废

　　文帝元年（前179年），刘恒下诏，宣布废除亲属株连之刑。

　　诏书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收帑”是一人犯罪，将其妻、子等亲属收归官府，家属相坐株连。文帝认为“株连”之法，不符合“禁暴导善”的立法宗旨，要求大臣议而废之。

　　但此诏却受到了周勃、陈平等重臣的反对：“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意思是此法就是要加重“不能自治”之民对犯罪的恐惧，而且此法古来有之，不宜废除。

　　文帝再下诏说：“朕闻法正则民悫（温顺），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为暴者也。……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这次，大臣们才集体接受：“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这样，在中国古代推行已久，以恐怖震慑为目的的株连之刑，在汉文帝时首次被废除。

　　汉文帝在废除“株连”时，坦承“王法”也有“不正之法”，如果不加废止，国家就是以不正之法迫害民众。《汉书·刑法志》还记载了文帝提出的一个审案原则“罪疑者予民”，与现代法治国家“疑罪从无”的执法原则高度一致。文帝的这些认识，很值得后世人尊重。

　　汉文帝即位第二年下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訞（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诽谤法”和“妖言罪”，属于思想言论罪。文帝在诏书中把废止这两罪与广开言路联系在一起，指出只要有这样的罪名存在，就招不来贤良之臣，群臣就不敢说出真实想法，皇帝也就听不到批评性言论，无从得知自己过失，无法成为明君，不能治理好国家。

　　汉文帝废“诽谤法”“妖言罪”，意义特别重大。正是这两罪的废除，才使贾谊、贾山、晁错等都能向文帝上书，并针对时弊，畅所欲言。

　　前元十五年（前165年），在功臣元老纷纷辞世后，汉文帝第二次察举选官，选拔出了在文景两朝都有“智囊”之称的晁错。

　　文帝曾用诏书回应晁错的《言兵事疏》：“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夫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文帝很赞赏“言者不狂，择者不明”，鼓励大臣提建议时可以“狂”，如果不“狂”，主政者就听不到尖锐意见，就无法做到“明”（明智、英明）。

　　文帝愿意听取不同意见，甚至愿听一个小女子的上书，并因此废除了一项酷法——“肉刑”，这就是史上大名鼎鼎的“缇萦上书”。

　　前167年，齐国太仓令淳于公犯罪，要被押送长安处以肉刑，他的小女儿缇萦毅然随父一路同行。到达长安后她上书文帝：“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

　　肉刑自周秦以来已持续千年，包括”黥“（脸上刻字并用墨染黑）”劓“（割掉鼻子）”刖“（砍脚）等，是对人身体和精神的巨大摧残。

　　汉文帝阅信后甚为感动，批示御史大夫：“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在废除酷法苛律的同时，文帝还最大限度表现了对法的尊重，这集中表现在他对廷尉张释之执法的尊重上。

　　一次，有人惊扰了汉文帝的乘舆马匹，文帝使人押送张释之审判。张释之审后奏报结论：按照“犯跸”之法处以罚金。被惊驾的文帝大怒认为处罚太轻，张释之从容解释：“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意思是法律规定的处罚就是这样，如果加重处罚是法律不信于民。

　　另一个是窃贼“盗高庙座前玉环案”，张释之按律判其“当弃市”。文帝又一次大怒，甚至想要恢复连坐中的夷三族罪。张释之说，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今盗宗庙器具就要夷三族，那么哪天如有愚民盗掘长陵（汉高祖）墓土，又该如何判罚呢？

　　这两起案件中，当皇帝旨意和法规出现矛盾时，张释之都坚持按律判罚。张释之还要求皇帝要尊重执法官的独立办案权：“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时人以“执法平”，称颂张释之。

　　更可贵的是，对张释之的判案文帝虽然一开始都不认同，但听了他的解释后，都能接受并给予充分的尊重。张释之对依法办案的坚持，和文帝对张释之执法的尊重，使君臣二人都成为后世尊崇的典范。

　　汉文帝废除“株连”之刑，废除“诽谤”“妖言”罪，废除“肉刑”，“约法省禁”，为他赢得了“仁君”的赞誉。“仁君”汉文帝，在其当政时，一直谨守“恭修节俭，思安百姓”。而为了“安百姓”，他始终信奉“和平理念”，孜孜不懈地追求和平。

　　汉文帝的“和平理念”，集中表现在他对匈奴、南越等外敌的理性妥协、灵活求和，以及对诸侯王的怀柔上。

　　汉文帝所归葬的“灞上”白鹿原，图为考古勘探中的江村大墓。

　　“且无议军”为休宁

　　自刘邦建汉初期，北方的匈奴就是汉帝国的头等外患。

　　汉高帝七年（前200年）十一月，刘邦被匈奴冒顿单于围困于白登山。困境中，他采纳陈平之计，通过贿赂单于阏氏和匈奴达成和亲协议。除了向匈奴送去宗室女之外，每年再输送大批丝绸、美酒、粮食等，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纳贡。

　　但匈奴并不肯完全放弃对汉地的掠夺和骚扰，大汉的北部边境始终承受着巨大压力。吕后执政时，冒顿单于甚至向吕后发来侮辱性极强的国书，但忌惮于匈奴的强大，吕后也只能回复一封低声下气的乞和信，继续维持和亲政策。

　　文帝即位第三年（公元前177年）夏，匈奴右贤王部入侵河南地，侵略上郡（今陕西榆林），文帝派灌婴率军7万反击，匈奴退去。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率军14万侵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前锋部队甚至到达了甘泉宫（今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铁王镇梁武帝村）。汉文帝布置10万骑兵、步兵保卫长安，匈奴军入塞一月后退兵，汉军只能尾随监视匈奴出塞。前166年至前162年间，匈奴每年寇边，杀掠民众、牲畜甚多，其中云中郡、辽东郡被祸害最深。

　　汉文帝对匈奴的骚扰虽然非常忧虑，但他在加强防范的同时，还是不断派遣使节与匈奴和谈。文帝在后元二年（前162年）诏书中阐述了他不愿“结难连兵”的和平理念后，叙说了他对和平的追求：“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轶于道，以朕意于单于。今单于反古之道（返归和亲），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亲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已定，始于今年。”

　　汉文帝在位时期，对匈奴的政策始终以和平为主，毕竟此时汉朝国力有限，不是匈奴的对手，和亲的羞辱和损失要远小于战争的危害。

　　文帝面临的敌人除了北方的匈奴外，还有南方的南越国。南越国于秦末战乱时由秦军驻于南海郡的龙川县令赵佗所建，随后又吞并了桂林郡、象郡。汉朝建立后，刘邦派陆贾出使南越，封赵佗为南粤（越）王。吕后当政后禁止向南越国出口铁器，赵佗因此称帝并发兵攻打长沙国。汉军反击却受困于高温潮湿，士兵生病连南岭也翻不过去。到汉文帝时，南越又降伏了闽粤（越）、西瓯骆，版图东西万余里，俨然成为与汉并驾齐驱的两个帝国。

　　文帝即位不久，将军陈武等就建言“南越、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此后却纷纷拥兵独立，建议文帝征伐南越、朝鲜，统一疆域。

　　汉文帝否定了此议：“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且兵凶器，虽克所原，动亦秏病，谓百姓远方何？”“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之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钜，愿且坚边设候（哨所），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

　　汉文帝在北方已有强敌匈奴，不想再树新敌，即位后下令修缮赵佗祖坟，派陆贾带了一封谦虚、诚恳的亲笔信再使南越，希望赵陀去帝号，修旧好。赵佗被文帝的真诚打动，同时也不愿与大汉为敌，答应去除帝号，仍称南越王。

　　这些举动表明，汉文帝只愿守好北境以防匈奴，并力争讲和通使，不愿再发动其他战争，用百姓的鲜血给自己增添开疆拓土的荣耀。

　　对于占据半壁江山的诸侯王国，汉文帝也以怀柔为主。在文帝主政期间，除了自杀式谋反的济北王刘兴居兵败自杀，荒唐式谋反的淮南王刘长流放至死外，文帝对其他诸侯王多予以安抚，吴王刘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刘濞是刘邦的侄子，当年被刘邦封于吴地为吴王。到汉文帝时，吴国既有渔盐之利，又富铜矿可铸钱币，成为最富裕、最强大的诸侯国。但自文帝太子刘启因和吴王太子刘贤下棋争执，刘启一怒之下用棋盘砸死刘贤后，刘濞就不再来朝。这在当时是对皇权和文帝本人的极大蔑视，但文帝怀柔处理，反而赐予吴王几杖，准许他因年老而免去朝觐义务。

　　文帝的宽容和灵活，“以柔克刚”地化争端于虚无。汉景帝刘启不懂其父的“柔道”，疾风暴雨般削藩，却引发了“七国之乱”。

　　汉文帝虽然奉行和平主义，但却不代表他一味忍让。对于匈奴，他在加强防范的同时，也在不断积蓄力量。他采纳晁错的建议，在边境实施募民实边，入粟拜爵等措施，确保了在他执政时期，不仅整个国家不生大的战乱，边境的防御力量也不断增强。

　　和平的环境，对汉文帝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白鹿原是秦岭山脉向渭河谷地过渡的黄土台原。 张洪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