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上了汉服的华美。服装是一枚文化符号，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服饰，具有鲜明的特征。一直到近代，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国人逐渐接受了西方服饰体系，但服饰的民族化和国际化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问题，并出现了如旗袍、中山装等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新创造。

构建中国风格服饰体系，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传承的需要，也是中国时尚面向美好生活的必要课题，更是提升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途径。那么，文化专家对此怎么看呢？

衣冠礼仪之邦

在人类社会中，每一种独特的服饰文化都有其滋生的地理环境和成长、发展的社会环境。在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卞向阳看来，中国传统服饰作为一种物质文化，是伴随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能力的提升而变化的，可分三个层次解读：一是器物层面的物质文化；二是组织层面的制度文化，不同历史时期的服饰礼仪制度，特定社会群体的制服等；三是观念层面的心理文化，诸如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审美情趣等，它们也通过服饰得以充分表达与展现。

从器物层面上来说，在早期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人们对于服饰的需求，更多在于实用，因此有服饰起源的“御寒说”。随着狩猎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使用兽皮羽毛作为服饰原料。再进一步发展，中国人开始进入以葛麻、丝绸为主要材料制作服装的时代。

元末之后，棉花的种植和纺织技术逐渐传到中原，并成为最为常见的服装材料。中国丰富多样的染织绣技术，为中国服饰提供了多姿多彩的纺织面料和装饰手段，典型如现在作为纺织服饰非遗的云锦、宋锦、蜀锦、壮锦“四大锦”，以及苏绣、蜀绣、湘绣、粤绣“四大绣”。服装的式样到商周时期已经形成了衣裳连属和上衣下裳两大类型，并在不同朝代各有典型，如秦汉的深衣，隋唐的男子圆领衫袍、女装冠服及半臂，宋代的男子衫袍和女装中的褙子，元代男子的辫线袄子和女子的顾姑冠，明清补子、凤冠霞帔、衫袄比甲等。

卞向阳认为，在中国传统服饰之中，最能反映制度文化特征的是绵延数千年的礼仪服饰制度，其起始于原始巫风和图腾崇拜的祭祀活动中所使用的礼仪服饰。对这一观点，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贾玺增也有深刻阐释：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的祭祀文化和血缘宗法制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服饰礼仪制度的形成，即“衣冠礼仪之邦”。

贾玺增介绍，自殷商之后，随着封建社会的形成，冠服制度逐渐被纳入“礼治”范畴，贵族男子的六冕和四弁以及贵族女性的六服制度使帝王后妃、公卿百官的衣冠服制趋于详备。周王服装从制丝到最终穿着，要经过20多道严格的管理程序。在经历漫长的补充和丰富后，清代时，中国服饰形成了一套缜密、繁缛、严谨的礼仪体系。处于社会中的人，被井然有序地安置于由冕旒、纹章、绶带制度所交织而成的礼仪等级中。

人们根据自己的身份和穿用的场合选择与自身相对应的服饰，服装表现了在中国传统等级社会中人们之间相互协调与制约的复杂关系，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人升降周旋、揖让进退与“唯礼是尚”的高度智慧和理想追求。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二级教授李超德也持相似观点，服饰重典在古代社会何以深得人心，值得关注的是，它是以“礼”的面貌出现的。礼不仅在于它被蒙上一层血缘亲情的温情面纱，还在于它具有一定的与艺术相类似的潜移默化、影响人们心理情感的审美属性。

建立当代“中国风格”

卞向阳介绍，中国传统服饰的心理文化具有独特的审美特征，即将服饰作为天地人同构共感的“天人合一”宇宙观的感性体现，是“象法天地”的天地之法的物化形态。中国传统服饰，是诸多社会思潮和习俗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各美其美的文化载体。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有很多均涉及服饰美学思想。如儒家提倡“宪章文武”“约之以礼”；老子“甘其食、美其服”强调的是一种纯任自然的服饰审美；墨家提倡“节用”“尚用”，所谓“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在不同诸侯国，服饰制度各有特色，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审美偏好。到了宋代，服饰审美一改唐代的丰腴之美而转为儒雅秀丽。明代偏好世俗之美，清代则趋向繁复之美。到民国时期，中西交融之下是西装革履、长衫旗袍共存的景象。

“正因为不同时期、区域的中国服饰具有强烈的心理文化定式，因此每次大规模服饰变化必然与社会变革有强烈的关联。”卞向阳说，比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魏孝文帝的服饰改制，而清初的“剃发易服”则演变为满汉民族之争。“当然，中国传统服饰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本身就密不可分、互为表里。中国作为56个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的服饰文化也具有各自的特色，共同构成丰富多彩的中华传统服饰文化。”

如同中国古代文明绵延不断一样，服饰文化一脉相承、开放鲜活。在近代，中国人将西方的服饰体系作为先进文明的象征而逐渐宽容地接受和采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开始了对于西方服饰时尚体系的再学习，同时也一直没有停止关于民族化和国际化的讨论和探索。

有的学者呼吁要建立当代“中国风格”的服饰体系，对此，卞向阳给出自己的判断：需要有一个从文化自知到文化自立的过程，不仅要挖掘传统文化的显性符号，更要深入考察其隐性内涵。尤其要把握好三个逻辑：第一，不仅要关注传统文化，也需要更加重视现代文化，让当代“中国风格”成为一种突出的艺术风格；第二，必须符合现代生活的需要，并进一步促进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时尚创新；第三，可以从不同层面的中国文化中淬炼和提取设计主题，以显性符号和隐性内涵并举的形式，构建“中国风格”时尚，完成设计的文化表达。

对于当代中国风格服饰的设计走向，卞向阳犀利地指出，当前不少民众和设计师群体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普遍存在严重的碎片化和表象化，需要在再学习的过程中，对宏大的中国历史形成连贯性的深刻记忆，在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自信和服饰文化水准的同时，让历史成为设计的重要灵感源泉，更要让中国传统的审美观成为当代设计的重要观照。

印刻传统文化意蕴

卞向阳说，站在中国人“自我”的角度看，当代中国风格服饰尽管有不少成功之作，也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对于中国主题的表达，大多集中于中国传统器物和图案的符号化表现，忽视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挖掘；对于传统文化的表达，没有与当代生活相结合；对于中国元素的运用，与当下时尚的融合程度不够，有生拼硬凑的割裂感。诸如此类的问题，会使作品完整度不够。

从文化的传承看，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服饰？在“国风”潮流影响下，“华服”的概念应运而生。李超德认为，某种服饰样式的流行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大到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俗，小到个人趣味。服装是随着经济发展，由高到低、自上而下，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进而影响人的生活方式和穿着习惯，中国的服装也走过了一个从模仿到自省、自觉、自立的过程。“华服”从概念到服装的流行，须找出服饰表现之外的“道理”。

李超德指出，追溯“华服”概念的提出，一定会引申出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对传统服饰民族化和时尚化的思考，而且会引发更深层次服饰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学意义的讨论，这就是“服饰之道”。

“华服”的诞生，有着深厚的时间、实践积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世界时尚潮流一直以简约主义风格为主流，即便偶有变异，也冠以“奢华的简约”之名。高级时装日益萎缩，许多国际大牌时装转向二线品牌运作，使服装更贴近平民，更年轻化、大众化。

当历史的巨轮驶入新世纪之时，人们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面对冰冷的金属构件和混凝土构筑的环境，不满足于西方的全球化流行风尚，追求古典情怀的审美趣味。国际设计大师的时装秀中，古典风尚的作品如雨后春笋。旗袍等民族服装流行可说是顺应了人们古典主义的审美趋向。“今天看来，‘华服’以比较宽泛的大概念，为具有民族审美意味的服饰留下想象空间，不失为一种折中的审美倡导。”李超德说。

从专业角度剖析，李超德如是分享自己的观点：“华服”的设计应该契合年轻人的服饰文化流行，在流行潮流中印刻中华传统文化的意蕴，关键是如何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元素进行现代设计转化，这才是我们当今需要的“华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