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回望过去一年，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了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新成效，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在2022年全国两会之际，人民网《两会“财经眼”》聚焦全国两会期间的热点话题及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重点内容，从经济目标、减税降费、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数字经济等角度，集中采访了一批代表委员、权威专家、行业领军者，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推进5G规模化应用，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完善数字经济治理，释放数据要素潜力，更好赋能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生活。

　　多位代表委员在接受人民网财经采访时表示，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新引擎，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机遇，有利于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抢占全球竞争优势。但同时，也为数字治理带来了诸多新挑战，数据安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难等问题日益突显。

　　把握多重有利条件

　　数字经济成经济增长新引擎

　　“数字技术为经济增长全面提供新动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我国具有发展数字经济的有利条件。”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小涓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国数字市场规模巨大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江小涓表示，我国有11.4亿移动互联网月活用户，同时人均网络使用时间排在全球前列，每天移动端的上网时长达到6小时。巨大规模的数字消费市场，使国内数字产业能同时获得规模经济和竞争效应的双重优势，驱动商业模式不断创新，持续开拓新的增长空间。

　　“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发展非常迅速，5G基站建设规模全球领先，在数百个大中型城市开启大规模商用，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已经超过10亿个。强大的通信基础设施能够建立广泛的连接，高质量的数字化传输能力支撑了丰富的内容在网络空间进行传递。”江小涓说。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1年以互联网平台企业为核心的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入15500亿元，同比增长21.2%。其中，平台服务收入达到5767亿元，同比增长32.8%，在互联网业务收入中占比为37.2%，同比提高3.8个百分点。

　　江小涓认为，我国数字企业竞争力较强，数字经济促进服务业提高效率的同时，通过数字生产者服务创新，也向农业、制造业等各个经济领域赋能，提高了各类经济行为的效率，创造出巨大的增长空间。

　　在物美集团董事长张文中看来，数字时代对所有人都是重新发展进步的重要机遇，不仅让企业决策更高效、运营更智能，也让企业的经济效益有了更大、更广泛的提高。特别是对传统产业，能够在数字化的支持下解构重构，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要抓住并享受数字时代的机遇，要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数字化时代的红利。

　　以大数据、区块链、5G、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为特征的数字经济，正在重塑各行业的商业模式。维信诺董事长张德强表示，屏幕在数字经济下作为信息呈现的载体和人机交互窗口，已经完全融合到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例如手机显示屏、计算机显示屏、车载显示屏和电视显示屏等。新型显示受益于数字经济“新基建”技术的快速发展，同时可以协同促进大数据、物联网、产业发展与人们社会生活的融合应用，畅通数字经济下的技术循环发展，进一步激发数字经济活力。

　　“展望数字经济在‘十四五’期间的发展趋势，可以肯定，数字经济将为中国经济全面注入新的动能和活力，数字技术将全面提升服务业和整个经济的效率水平。促进数字经济全面快速健康发展，成为稳定经济大盘、继续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让中国经济预期更乐观，发展更有底气。”江小涓说。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迅猛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机遇挑战并存

　　当前，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迅猛。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2020年，发达国家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4.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74.7%。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54.3%，远超发展中国家27.6%的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重点关注了数字经济发展。根据他的观察，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速度有所减缓。中国信通院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的数字经济的增速从2018年的21%下降至2020年的9.6%，增速放缓趋势明显。

　　“政策的统筹协调不足，存在重复监管现象。”刘尚希以APP合规为例说明，除网信外，公安、工信、市监等，还存在诸多部门的重复监测。由于具体执法标准不一致，企业在数字领域创新的合规风险显著上升，这不利于进一步提升数据作为数字经济关键要素的价值。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贺强看来，对中小企业而言，虽然其中大部分都已经意识到了数字化升级转型的重要性，但因为自身存在诸多困难和挑战，转型的程度远远低于大型企业的水平。

　　据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中小企业关键工序的数字化装备应用比例为45%、生产过程信息系统覆盖占比为 40%、设备联网率为35%，仅有5%的中小企业采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生产制造环节提供优化建议和决策支持。

　　中小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也是数字化转型的主战场，是扩大就业的载体，是改善民生的关键，如何进一步推动其转型效率，目前又面临哪些瓶颈？

　　贺强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各方面需要持续投入大量时间和资金，中小企业难以承受。中小企业自身技术水平不高，难以满足企业数字化平台的开发、部署、运营和维护需求，对数据缺乏有效采集，数据分析水平也难以满足需求，市场上大部分数字技术及平台企业自身缺乏实体运营经验。

　　全国政协委员肖新光表示，数字化转型升级对软件的依赖度提升，保障数字化转型进程的安全面临一些挑战。例如，软件成分和依赖关系缺乏透明性，开源代码和生态风险应对能力缺乏支撑，软件开发安全标准规范落后，无法覆盖全生命周期等。

　　“软件安全十分重要，一旦受到影响，就会损害人民生产生活、社会经济活动甚至国家安全，需要采取措施保障软件安全，从而保障数字化转型进程。”肖新光说。

　　纳微科技董事长江必旺认为，一些行业还面临关键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问题，关键就是要坚持原始创新，从模仿、跟踪的低端发展模式向创新、引领的高端模式转变，在数字经济的发展浪潮中抓住机遇，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

　　强化基础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研发

　　那么，如何赋能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

　　“要继续鼓励头部数字科技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发挥好头雁效应。”刘尚希建议，要不断完善对平台企业的监管方式，鼓励平台企业创新发展，鼓励头部企业持续强化基础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助力构建我国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

　　同时，他还建议，要鼓励头部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企业共建开放的科技创新和应用生态，形成创新合力，减少行业“重复建设”，以加快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发挥数字化对实体经济的放大、叠加、倍增效应，并鼓励我国数字科技企业走出去，增强全球竞争话语权。

　　刘尚希认为，市场的创新热情和能力也不可忽视，这就需要进一步优化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本市场投融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要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清理妨碍公平竞争的、不合时宜的一些政策规定，并在新政策出台前加强公平竞争审查。进一步厘清监管分工，明确监管标准，明确“负面清单”，增强政策的透明度和引导作用。

　　对于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问题，贺强建议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为中小企业提供友好、可信的计算、网络和存储能力；建立政府、科研机构，大中小企业共同参与的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在金融、税收等方面加大对新型实体企业的支持力度，建立完善监管标准，提供良好政策环境；研究建立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分类分级监管标准，为新型实体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