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研究院 研究员陈洁

近期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4，从多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的就业人员的现状。

从就业基本情况来看，2023年，我国呈现出总就业人员反弹，二产、三产就业人员数量基本稳定，城镇就业人员持续上升等局面。

如果将时间维度拉长，2023年的总就业人员数量，是自2015年总就业人员数量进入持续下降轨道之后，9年内首次出现反弹。

但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在生育率与老龄化双重因素影响下，短期的反弹无法改变我国就业人员长期下降趋势。总体来看，我国的老年抚养比仍然在持续上升，人口红利也已经进入尾声。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各地就业人员与常住人口的比例呈现非常大的差异。一些省份就业人员/常住人口的比重仍然超过55%，一些省份则仅为40%出头。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一方面，各省都需要根据自身的就业人员现状，出台相关政策以稳定就业人员数量，同时发展新就业形态，以容纳更多就业人员；另一方面，各地可以继续放宽落户政策，将新就业职工、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以吸引劳动年龄人口流入，维持地方相对健康的就业人员比例。

就业人员数短暂反弹难改大趋势

我国劳动力资源颇为丰富。根据新中国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五，1982—199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了23.2%，年均增长1645万人；1990—2000年的10年间，增长了15.6%，年均增长1088万人。进入2000年以后，2000—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了13.4%，年均增长1082万人。尽管增速下降，但庞大的人口基数带来的绝对量增加仍然十分可观。

到2012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达到峰值9.3亿人，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2023年为8.6亿人。

不过，劳动年龄人口与就业人员并不是一个概念。中国统计年鉴2024也有历年的就业人员数据，从2015年开始，我国就业人员数就从此前的连续上升，转入持续下降的通道，但这一情况在2023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改变。2023年就业人员数量达到74041万人，较2022年的73351万人略有增长。

这一情况的发生可能与多个因素有关，比如劳动参与率的提升。也不排除有一些政策因素的影响，比如近两年一些省份改变了对高龄农民工清退“一刀切”的情况，使得更多人口可以被纳入到就业人员之中。

此外，从国际上来看，劳动年龄人口为16—64岁。随着未来我国延迟退休等政策的实施，就业人员的数量有可能在某些年份出现上升，但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趋势难以改变，就业人员数总体下行的趋势也难以扭转。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16—59岁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在减少。从2013年到2023年，平均每年16—59岁劳动力资源数量净减少500万人—600万人左右，2023年净减少约一千万人，这会影响总体的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

此外，劳动力年龄整体也处于上升周期。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3年农民工平均年龄43.1岁，比上年提高0.8岁。其中，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46.6岁，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38.9岁。从年龄结构看，农民工中40岁及以下占44.6%，41—50岁占24.8%，50岁以上占30.6%。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一方面，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总体就业人员变老、变少的趋势难以从根本上发生改变，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劳动力资源仍较丰富且规模庞大，需要发展新就业形态以容纳更多就业人员，同时提高劳动参与率。

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整体素质在提高，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20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0.75年，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达到23.61%。我国需要通过继续提高“人才红利”，以对冲人口红利的下降。

就业大省的结构性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各省的就业人员数量有非常明显的差异。

统计年鉴显示，我国就业人员数超过4500万人的共有五个省份，分别为广东、山东、江苏、河南和四川，就业人员的数量为7057万人、5370万人、4840万人、4828万人和4722万人。这五个省份的就业人员数量，已经占据我国总体就业人员的36.22%。

除了这五个省份之外，另外有五个省份的就业人员数量在3000万人—4000万人之间，包括浙江、河北、湖北、湖南和安徽。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就业大省，就业人员数量/常住人口数量的比重也有明显差异。在排名前十位的就业大省中，浙江的就业人员数量/常住人口数量的比重最高，达到59.17%，说明这一地区的劳动力丰富且年龄结构较好。

与之相对的，河南尽管也为就业人员大省，但就业人员数量/常住人口数量的比重为49.19%。在这背后与人口结构有关：根据统计年鉴数据，2023年末，浙江15—64岁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达到71.98%，河南为64.78%。

事实上，两地最大的不同，是河南长期为人口流出地，浙江长期为人口流入地。2023年，河南的常住人口持续下行，2023年年末全省常住人口9815万人，较2022年常住人口9872万人，下降57万人。而浙江在2023年年末全省常住人口662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0万人。

在2023年，浙江和河南的自然人口生育率均为负数，造成一增一减的原因，主要是人口流动的不同。且由于流动人口多数为劳动年龄人口，因此如何吸引劳动年龄人口，成为改善地方人口结构的重要一环。

这使得省份和城市越来越重视人口流入，甚至计划通过一套“组合拳”来吸引人口。

11月13日，在浙江衢州市发展改革委网站上，发布了一份《关于广州市、东莞市人口集聚工作的调研报告》。这份报告提出，7月30日至8月1日，衢州市政协副主席朱政带领市发改委、市人力社保局、市住建局、市资源规划局有关负责人赴广州市、东莞市学习考察人口集聚工作。

考察发现，产业发展带动就业是促进人口集聚的最重要动力，建议要把招引市外人口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长期而言要推动产业“提质增量”高质量发展，以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镇化，短期内要加快推进以住房保障为主要抓手的产业工人市民化改革。

这份报告提出了几个建议：首先，以高质量产业发展促进高效率人口集聚；其次，加快完善“促购为主、租赁为辅”的住房保障体系；再次，以人为本推动“产城人”深度融合；最后，优化产业工人就业创业支持体系。

北京上海人均工资领先

在就业人员占常住人口比重之外，另外一个数据也体现了一地的就业质量，这就是人均工资。

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23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中，北京和上海继续遥遥领先，分别达到218312元和229337元，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的120698元。除了这两地，其他地区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均没有超过20万元。

而在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中，北京和上海也分别达到105931元和111347元，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的68340元。除了这两地，其他地区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均未能超过8万元。

支撑高工资的重要一环，是北京和上海发达的第三产业。

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23年底，北京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员高达922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例为81.67%；上海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数为889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例为66.1%。

与之相对应的是，另外两个人均工资相对高的省份江苏和浙江，在2023年底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在总就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为46.71%和50.5%。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北京和上海都在发展总部经济，在资金奖励、人才引进、服务保证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措施，也颇具成效。

比如，10月底，北京商务中心区管理委员会的消息显示，近日，北京CBD区域内4家企业被认定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截至目前，北京CBD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增至118家。

而据10月召开的2024年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百强发布会披露，上海作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机构集中地区，目前已累计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998家。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在比较高的人均工资的影响下，高素质人才会倾向于向这两个城市聚集，从而在资金、政策、区位优势之外，北京和上海的人才优势也非常明显，但也带动这两个地区的学历竞争非常激烈。在这背后，两地较好的高等人才培养体系，也为高学历人才的产出提供了基础。

从2023年两地的统计公报上可以看出，两地研究生在校生数量都比较多。其中上海在2023年拥有研究生在校生25.84万人，普通本专科在校生57.24万人，普通高中在校生20.79万人，研究生数量超过高中生。北京在2023年拥有在学研究生45.5万人，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生61.8万人，普通高中在校生21.7万人，在学研究生的数量甚至是高中在校生的两倍以上。

因此，在高工资之外，就业人员选择自己所在城市的时候，需要注意成本问题。高学历、高素质人才在一地的聚集，会推高一地的房价、饮食、通勤成本等，需要权衡自身的能力而做出选择。这是近年来为何多个就业报告显示，强二线较一线城市，更受青年就业人员欢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