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外资银行凭借其广泛的国际网络，积极为企业提供跨境金融服务，并深度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尽管面临多重挑战，导致在华业务体量及市场份额有所缩减，此外，多家外资银行持续加大对中国银行业的投资，彰显了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坚定信心，为中国经济发展增添了新活力。

在中国市场，外资银行依托母行的先进风险控制与运营管理经验，展现出较强的整体风险控制能力，不良贷款率低于中资银行，拨备充足，且净息差收窄幅度相对较小，盈利能力保持稳健，资产利润率呈现回升态势。同时，外资银行正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旨在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外资银行在华业务环境日益优化。展望未来，外资银行将充分利用其国际视野、先进技术和丰富经验，继续稳健运营，为中国金融市场注入更多活力。行业整体信用风险展望稳定，外资银行有望在中国市场实现更加长远和可持续的发展。以下为2025年外资银行行业分析正文：

自2018年以来，我国外资法人银行的数量保持稳定；外资银行大多由全球知名的金融机构或跨国集团控股，股东实力强，能够为其在华业务提供充足的资本支持。自2006年底中国开始履行WTO入市承诺以来，逐步有外资分行改制为中国境内法人，且自2018年至今，中国外资法人银行的数量保持稳定。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披露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名单》，截至2024年6月末，中国共有41家外资法人银行，其中有37家为外商独资银行，1家为中外合资银行，另有3家为外资共同持股。从股东背景来看，外资银行的母行大多为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系统重要性银行或资产规模排名靠前在当地金融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银行，具有较强的资本实力和丰富的国际经验，在资本市场有较高的信用评级，这也为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从区域分布来看，41家外资银行的股东分布在14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中近7成来自亚洲，与股东背景来自欧美、香港地区的外资银行不同，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外资银行偏向于服务母行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和居民，注册地选择在临近母行的城市。值得关注的是，根据2024年8月30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发布的公告，浦发硅谷银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硅谷银行”）提交的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调整股权结构变更名称的申请已获得批准。此次调整后，浦发硅谷银行正式更名为“上海科创银行有限公司”，并成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浦发银行”）的全资子公司，由浦发银行100%持股。这意味着，浦发硅谷银行从原先的外资法人银行转型为一家纯中资银行，标志着其在中国金融市场角色的重要转变。

近年来，中国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开放程度显著提升，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建设等国家战略逐步推进，为外资银行在华发展提供了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

为了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并促进国内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近年来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开放新措施，其中包括取消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管理、期货等领域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降低资产规模、经营年限、股东资质等方面的限制；在企业征信、信用评级、支付清算等领域给予外资国民待遇；同时，全面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的投资额度限制，放宽境外机构投资者本外币汇出比例限制，开通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债券通和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等跨境资金流动安排。与此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自贸区建设等国家战略的逐步推进，企业对跨境支付、结算、融资等多元化金融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强。外资银行凭借其广泛的国际网络优势，能够为企业提供更便捷高效的跨境金融服务，并通过发放贷款、发行债券等方式参与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这一系列政策的落地实施，为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更为广阔的发展契机。此外，自2023年以来，包括法国巴黎银行、星展银行有限公司等在内的多家外资银行纷纷增加对中国银行业的投资，不仅有助于提升中资银行的资本实力和风险控制能力，还能促进中资银行建立更市场化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中资银行体制机制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另一方面，外资银行的积极投入不仅体现了对中国金融开放政策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也显示出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信心，同时也为中国国内经济注入了新的增长动力。

外资银行相较中资银行更聚焦于对公业务，近年来，尽管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保持增长态势，但受负债端资金成本偏高、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其在我国银行体系中的业务体量及市场份额反而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下滑趋势。近年来，外资银行借助母行在海外营业机构设立等方面的优势，积极从事跨境业务，其业务服务对象以母行或集团客户在中国的跨国子公司为主，并以外汇及衍生品交易、贸易结算等业务为切入点为客户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资产规模保持增长但增速缓慢；同时，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不断攀升，部分外资银行的贷款需求和收付款结算交易量减少较为明显，且受同业竞争日趋激烈、网点布局相对有限以及国内零售网点和服务已经趋近饱和等因素影响，外资银行业务拓展速度与本土银行相比较为缓慢，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有所下降。截至2023年末，我国境内41家外资法人银行资产总额共计31911.73亿元，占全部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0.76%，占比逐年下降。从业务特点来看，相较于国有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等中资银行，外资银行更聚焦对公业务，一方面为中国内地企业提供跨境金融服务，助力其拓展海外市场，另一方面，也为海外企业进入中国内地市场提供专业化的金融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外资银行尚未获得零售业务经营许可，因此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包括母行借款在内的同业拆借，在获取低成本的居民储蓄存款方面，外资银行面临显著障碍，这一现状不仅推高了外资银行的资金成本，还限制了其资金来源的多样性，进而对其业务规模的扩大形成制约。此外，为应对市场挑战并提高运营效率，2024年以来，包括汇丰银行、渣打银行、花旗银行等在内的多家外资银行宣布关闭中国内地部分网点或关停个人业务。与此同时，外资银行正积极强化数字金融服务能力，通过加大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投资，推动服务渠道的线上化和智能化转型，从而降低对物理网点的依赖，同时更好地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数字化需求，实现运营成本的有效控制。

依托于母行完善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以及成熟的运营管理经验，外资银行整体风险控制能力较好，资产质量优于我国商业银行整体水平，拨备充足，但地缘政治风险与经济低增长的双重压力仍然持续存在，使得外资银行信用风险管理面临挑战。近年来，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及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紧缩等多重因素交织，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增长动能明显减弱，进而引发借款人违约风险的攀升与银行盈利压力的加剧，在此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下，外资银行的资产质量与盈利能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外资银行资产质量变化情况来看，近年来，外资银行不良贷款率整体呈上升态势，且2024年三季度，外资银行不良贷款率自2015年以来首次突破1%以上。然而，尽管面临诸多不利因素，外资银行在进入中国市场后，依然凭借其母行成熟的风险控制体系，在合规经营与风险管理方面展现出了高度严谨的态度。此外，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大多集中在大中型城市，对小微企业以及县域、农村等区域的业务涉足相对较少，客户群体资质总体较好，尤其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外资银行，其贷款业务更是聚焦于跨国公司以及在中国境内运营的本国企业等优质客户。因此，相较于中资银行，外资银行在资产质量方面对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展现出较低的敏感度；且在资产运营的过程中，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的风险偏好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得外资银行的整体不良贷款率低于中资银行。截至2024年9月末，外资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10%，而同期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为1.56%。从拨备情况来看，外资银行平均拨贷比通常保持在2.50%左右，这也使得外资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往往与不良贷款率呈现反向相关的关系。近年来，随着不良贷款余额增长，外资银行拨备覆盖率逐年下滑，但仍保持充足水平，且仍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截至2024年9月末，外资银行拨备覆盖率为230.70%，而同期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209.48%。

面对利率市场化及经济波动，外资银行净息差下降幅度小于中资银行，并在维持金融稳健性的同时实现资产利润率的回升，显示其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保持了一定的盈利能力。外资银行整体客群资质相对较好，议价能力较强，且负债端成本相对较高，致使其净息差持续处于较低水平。近年来，外资银行净息差整体呈下降态势，但得益于其高质量的客户群体、多元化的收入来源以及严格的风险管控，在面对利率市场化和经济周期波动时，使得外资银行净息差收窄幅度明显小于中资银行。2024年1—9月，外资银行净息差为1.44%，同期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为1.53%，净息差水平与中资银行的差距逐步缩小。从盈利能力情况来看，由于外资银行普遍存在业务管理费用偏高的问题，导致其成本收入比长期居高不下；同时，外资银行因其严谨的风控体系，往往采取保守的财务策略，避免过度杠杆化，这一做法虽然确保了金融稳健性，但也限制了其资产端业务的全面发展，同时导致其资本利用效率不够充分。尽管高拨备覆盖率增强了外资银行的风险抵御能力，但这也意味着部分冗余拨备资金未能充分投入到盈利性业务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银行的利润空间，对利润水平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由于外资银行资产规模增速缓慢，加之净息差收窄幅度明显小于中资银行，2024年三季度，外资银行资产利润率有所回升，且超过同期商业银行平均水平；2024年1—9月，外资银行资产利润率为0.73%，而同期商业银行资产利润率为0.68%。

外资银行总体保持较高的资本充足率，能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更好地吸收和抵御风险，但资本利用效率有待提升。相较于中资银行频繁发行二级资本债及永续债的情况，外资银行在这一领域的动作相对较少。自2015年有外资银行首次尝试发行二级资本债以来，全国41家外资银行中，仅有5家机构获得了二级资本债券的发行资格，2024年仅有一家外资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债券。值得注意的是，与中资银行普遍面临资本补充压力的现状不同，多数外资银行资本充足率维持在较高水平。截至2024年9月末，外资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9.97%，远高于10.5%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也高于商业银行整体15.62%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过高的资本充足率虽彰显了外资银行资本实力的雄厚，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资本利用效率的不足，意味着外资银行需要承担更高的资金成本。因此，如何在确保资本充足率稳健达标的同时，有效提升资金利用效率，实现资本与业务的良性互动，成为了外资银行亟需解决的问题。

外资银行的存在不仅仅是一种商业行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扮演着促进资本流动、推动技术交流以及助力经济发展的重要角色，在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中，外资银行更是成为连接国内外市场的重要桥梁。然而，受全球经济放缓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增长显得较为缓慢，其在中国银行体系中的市场份额也呈现出下滑趋势。同时，外资银行面临着净息差偏低和资本利用效率不高的挑战。此外，随着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地缘政治风险也在增加，或将对外资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和跨国业务产生不利影响。为应对挑战，外资银行正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强化数字金融服务能力，提升运营效率，并灵活调整业务策略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同时，随着中国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程度的提升及国家战略的推动，外资银行在华业务环境日益宽松。展望未来，外资银行将凭借完善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以及高质量的客户群体和成熟的运营管理经验，继续在华金融市场保持稳健运营。综上所述，联合资信认为外资银行行业整体信用风险展望为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