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07 14: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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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说过，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要从根子上进行革命，要从国家的高度进行全局部署，中国农业才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要解决中国农业长久以来存在的问题，就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现在的村主任都必须是党员才能出任，都必须是通过村民选举才能产生。现在很多的农村都存在宗族或宗教势力把持选举的问题，部分农村还存在派系斗争的问题。由此产生了大量的不合格党员，这些党员并没有共产主义信仰，大多只是沦为了投票机器。中国的政治是讲民主也讲集中，但一个怪事就是，在村一级基层组织的人事任免上基本上是只讲民主，不讲集中。村党员选出来的书记，村民选出来的主任，镇政府并不过问是否合格，一律通过。这也是宗族与宗教势力之所以能把持村支二委的重要因素。要破解，镇政府就必须担当起人事任免把关的责任，并把这个责任要列入到镇领导的考核中去，甚至要在这上面实行一票否决。一个镇长不能让辖区的村里选出合格的领头人，作什么镇领导嘛。而这还存在一个极大的难题，有能力的很可能不在党内而在党外，如何让这部分人士能快速入党进而进入村支二委主持工作。这是需要国家出台政策的，否则就算基层政府有心，也是无能为力。
对基层党组织的整顿，除了剔除部分不合格党员外，其中就必须有一个要求，就是县里必须每月最少在村里开一次党课，对党员集中进行学习教育，把党性这一课好好补一补。上面讲到是的给领头人的产生解决体制上的问题，这还只是打开了通道。如何获得更多更优秀的人选进入这个通道进而形成竞争机制，产生良性循环才是确保集体经济能长盛不衰的保障。这就需要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奖励。物质方面，除了适当提高村支书与主任的工资外，应当允许领头人在村集体经济中略略多占份额。并对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每到一定规模，给予一定的奖励，或物质或精神层面。村民自筹与政府拨款相结合，县里主持实行定期财务考核，并张榜公布。村民自筹资金，这是个坎。如何获得村民的支持与认可，除了领头人的方案切实可行能经得起质疑与拷问外，政府明确的态度将是村民自筹资金最大的动力。然而政府这个态度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给的。县长没这么大的胆子。这就需要国家出台文件以支持与认可。不能再简单的发展那种低产值的农业了。中国之大，地域之广，情况复杂而各不相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与口味的繁杂，这就给了中国农村以极大的发展特色种养业的空间。涉农技术这个问题很可能省市一级都难以解决，这需要调动全国各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积极性，要让他们的技术及时而高效的转化为农业生产力，这就需要由国家出面进行组织与动员。要以涉农科技落实到村集体经济上，作为科研人员的硬性指标，要以涉农科技转化为实在的农业效果作为科研人员晋职的条件。同时允许科研人员从他们的科研成果转化的经济果实中提取部分作为报酬。进而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既解决基层集体经济的技术来源保障问题，也解决科研人员研究成果睡大觉而不能转化为其个人收益的问题。最为理想的状态就是全由县政府主导深加工，建立一种由县乡村三级共有的县级集体经济，搞好了搞活了，这也将是政府部门除税收外的一种收入来源。当然，这样的提法明显是与当下的大环境相违背的。现在讲究的是大市场小政府，一切都要政府走开。可是集体经济本就是一个政府不能走开的事。更何况小政府大市场本就是一种西方政治逻辑，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不存在必然关系。为什么政府就不能参与？难道政府能靠卖地解决长久的地方支出吗？还是说当不能卖地以后就靠加税来解决地方债呢？综上所述，我的观点就是，建立起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由政府号召，从人事安排上予以把关，从财务考核上予以监察，建立起一种村基地，县工厂，高校科研院所深度参与，村民、村集体、县乡二级政府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科研、种养、深加工、销售于一体的新型集体经济。只要集体经济搞好了，当下的一切农村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中国农村发展起来了，中国的内需市场也将就此彻底打开，进而形成城乡共同繁荣，工农业和谐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大国崛起。中美贸易冲突给中国最大的警示就是中国的农业落后，中国的内需市场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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