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郭晓洁 广州报道

切钢板、铺龙骨，下水、出坞......

在位于广州南沙的一个大型船坞里，一艘甲醇双燃料油轮将经历系列复杂工序，最终驶向新加坡港口，向船东完成交付。届时这笔交易背后的银行保函也将完成它的使命。

提起金融对“一带一路”项目的支持，人们通常会想到资金的融通。但事实上，绝大部分境外合作项目背后都需要银行保函的保驾护航。

保函（Letter of Guarantee, L/G）在国际上通常指银行应申请人的请求，向第三方开立的一种书面信用担保凭证。由于跨国项目涉及国别众多，法律各异，交易条件复杂，再加上交易双方互不熟悉，国际上通常采用保函来保证交易顺利进行。如投标方在投标阶段需出具投标保函以展示其履约能力和意愿；中标后要开立履约保函向业主保证按约定履约；为顺利拿到项目预付款，卖方还需要开立预付款保函，保证预付款项被及时用于项目实施。

通常这些非融资性保函需要陪伴绝大多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作项目走完整个生命周期。

数据显示，过去三年，仅中国银行境内分行就已向上百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立信用证及保函超千亿美元。

事实上，保函对银行来说并非生息资产，直接收益并不算“显而易见”，且需投入大量专业的单证、法律等领域人力资源。但企业一旦在银行开立了保函，则意味着大概率绑定项目后续的融资等其他合作，更意味着银行的服务将伴随项目短则1年，长则数年甚至十余年，银行也随之与企业结下深厚的情谊。

可以说，保函承载着它的特殊使命，不仅是中国企业出海项目的敲门砖，更是保护盾，是护航一个个海外项目顺利完结的“幕后功臣”。

企业出海的“敲门砖”

2022年底，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能建广东院”）与菲律宾企业SSI组成联合体，计划共同拿下一个光伏发电站项目。

这已经不是中能建广东院与SSI在菲律宾合作的第一个项目。在该项目挂网招标时，中能建广东院的“老伙伴”中行广州开发区分行（以下简称“开发区中行”）就已开始介入。

中能建广东院财务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不少共建国家的业主方会要求投标方要有当地企业参与，保函也必须由当地银行开立。因此，一个普通的工程项目，往往涉及联合体双方、双方的合作银行及当地的转开银行，再加上保函涉及的条款复杂，国与国之间法律规则差异很大，前期有大量的沟通工作。”

有了长期合作经验，大部分出海企业已经与合作银行达成了默契。“我们在有意向投资某共建国家的项目时，一拿到招标文件，就会提前将全套资料给到银行，由银行预审保函格式，确保在投标开始时就能第一时间按约定开出保函，顺利完成投标。”上述财务负责人说。

广州开发区中行交易银行部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顺利开出投标保函只是第一步。企业顺利中标后，我们还会开出预付款保函和履约保函。如无意外，我们的保函将陪伴项目数年，直至工期结束。”

那么对于陪伴数年的保函，企业需要支付多少成本？记者收集多家银行涉外非融资性保函收费标准，发现大多银行以季度为周期，按不同保函品种、客户评级收取万分之5到千分之3的手续费。据透露，在这个标准基础上，银行还会根据企业情况，给予一定程度的优惠，而“一带一路”项目涉及的出海企业以大型国企央企为主，大部分都能享受到优惠报价。

可以说，涉外保函几乎伴随每个大型基建项目的全生命周期，也见证了多年来中国在共建国家合作项目的变化趋势。

中行总行单证中心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中国在基础设施、产能合作、能源环境等领域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标准化体系相互兼容程度不断提高，中国企业在相关国家参与投资建设的行业和项目多样性也愈发明显，涉外保函的服务领域从传统的基础设施、货物贸易延伸到装备制造、企业并购、贷款融资、通讯技术、设备租赁、关税缴纳等，涉及行业领域不断拓宽，项目多样化趋势明显。

而随着项目类型和涉及国别越来越多元化，交易结构越来越特殊化，“一带一路”项目面临的不少复杂情况，需要银行海内外分支机构协同处理。

事实上，由于“一带一路”项目通常需要克服语言障碍、时差障碍、法律障碍等，境内银行在与境外分支机构的密切联动几乎发生在每一个出海项目上。

一位银行国际部员工向记者表示，“很多共建国家的项目时效要求非常高，这时候时差反倒助推了效率的提升。白天境内银行赶在下班前处理完某一步骤并将流程流转到境外分行，境外分行会在我们的下班时间进行业务处理。第二天一上班，境内分行一般就能收到境外机构的反馈。效率相当于提升了一倍。”

中能建广东院财务部相关负责人还向记者表示，由于其项目遍及众多共建国家，合作银行也涵盖中资行和外资行。“我们比较过，中、外资行各有优势。外资行在国外的分支机构非常多；而大部分中资行在境外分行都有中国员工。保函涉及大量的条款、法律等细节沟通，特别是碰到官方语言非英语的国家，如果没有能讲中文的人帮忙协调，会造成极大的沟通成本，也很容易埋下风险隐患。这个时候，中资行在境外分支机构的中国员工，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和亲切感，让我们有了找到家人的感觉。”

在银企紧密合作下，中能建广东院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承接项目不断提速，足迹遍及越南、印尼、孟加拉、土耳其、菲律宾等多个国家。

看不见的“保护盾”

确保按时开出保函，只是涉外项目对银行的基础要求。在保函开立过程中，为出海企业充分揭示风险，并协助与业主方、转开银行等各方协调，各方达成最优解，才是中国出海企业更看重的点。

上述中行单证中心负责人向记者表示，近年来跨境担保业务呈现的风险点主要集中在国别风险和法律风险。过去几年，受外部客观因素影响，企业在境外合同项下执行难度和不确定性增加，部分企业对项目前期评估不够充分，对交易伙伴缺乏深入了解，致使项目完工出现问题。

“由于开往共建国家保函所涉及的法律环境复杂多样，相关国际规则在独立保函领域尚未形成经反复适用而得到普遍知悉并广泛认可的统一国际惯例，加之域外法查明和境内外诉讼难以协调，由此带来的法律风险不确定性增加，一旦基础合同项下发生争议甚至诉诸法律，企业和银行的成本将大幅上升。”上述负责人表示。

不少银行单证人员也向记者表示，部分潜在风险在保函开立的初期无法预判，企业有时也会出于时效性考虑，认为银行可能“过于小心”。

尽管企业可能会有所误解，但积累了多年的海外担保经验，金融机构见证了不少因前期忽视法律风险，最终导致项目被索赔或无法按合同交付的情况。

如果不将这些风险挡在家门口，或提前协助企业预判风险并做好风险应对，企业很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条款，就造成巨大损失。

在上述菲律宾合作项目中，原先合作的转开行成本较高，出于对项目成本的控制，中能建广东院提出了更换转开行的需求。

几经辗转，开发区中行协助企业找到了一家成本更低的转开行。但更换转开行，意味着沟通成本进一步增加。

通常来说，境内银行通过当地转开行为境外工程项目开立主保函，需要向转开行开具反担保保函，以保障转开行的权利。

而这家新合作的转开行为了保障自身的权益和便利性，在反担保保函条款中，加入了如有纠纷需适用于菲律宾当地法律的条款。

中能建广东院上述负责人向记者解释，“由于对菲律宾当地法律并不熟悉，万一出现了法律纠纷，我们将需要付出较大的沟通成本。”

事实上，这种情况在涉外保函中并不少见。因此，中行根据多年的境外担保经验，与转开行进行了多次沟通协调，最终双方同意将上述条款修改为适用于国际通用的URDG758规则，即《国际商会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

“有了这个条款的保护，在未来合作过程中，如果出现纠纷，各方都能按照国际通用规则来处理，从而降低了我们的法律风险和沟通成本。”上述财务负责人表示。

除此之外，部分共建国家汇率波动较大，再加上基础设施项目通常工期长，金额大，在承建过程中汇率一旦出现波动，出海企业的利润可能面临巨大的影响。

“遇到上述情况，我们会建议企业降低当地货币的结算比例，提升汇率稳定的国际通用支付货币的比重，从而一定程度上控制风险。”某银行单证人员向记者表示。

而即便不涉及工期的设备出口业务，甲方通常也会依仗其强势地位，提出一些并不合理的条款。

南京一家出口电气设备企业的负责人向记者表示，该司与土耳其某客户初次交易时，对方就要求其开具无明确到期日的“敞口”质量保函。但货物在出口交付后，其质量问题和使用时长受客观因素影响较大。如果开具了敞口的保函，对方在过了质保期后也可以随时索赔，企业风险将被无限期放大。

一开始，这家企业并未意识到这些风险。而这些风险点也最终也被其合作银行挑出来，挡在了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