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韩江毁了《素食者》？）

韩江获得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如期引发了媒体狂欢。去年获奖的挪威男性剧作家福瑟可没有这么热闹。亚洲+女性，就是流量的来处。尤其是女性主义，成为解锁韩江的万能钥匙，它指向的是对男权的抵抗。如果说还有第二把芝麻开门的口令的话，那就是韩国光州惨案的烙印，指引了韩江反对暴力的趣向。所有这一切，据说都淋漓尽致体现在她那本最著名的《素食者》一书中。

《素食者》

韩韩江|著

胡椒筒|译

磨铁|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1年9月

早在获诺奖之前，这本书就因获得有“诺奖风向标”之称的国际布克奖而风行一时。该奖评委会主席博伊德·唐金称，《素食者》“以忐忑又优美的笔调，描绘了一个普通女性对紧紧束缚自己的所有守旧传统与思想的抵抗。在一种既抒情又撕裂的文风之下，作品揭示出这种强烈对抗对于女主人公和她身边所有人的冲击”。在这种女性主义视角之下，他又说：“这本凝练、精美而令人不安的书将长久萦绕于人心，甚至潜入读者的梦中。狄波拉·史密斯精准的翻译，恰好对应了小说每一处峰回路转的美丽与恐怖。”

在这里，唐金犯了一个不应有的错误，他赞美了这部小说翻译得很精准。而事实是，史密斯在翻译韩江的《素食者》时，为适应欧美阅读趣味增加了大量的修饰语，颇类似于把卡佛的作品翻译成了狄更斯风格。这随后在韩国还引发一次舆论震荡。唐金何以在一个有所准备的讲话中插入一个自己并不知晓的评价段落，还是一个谜。看上去他的所有评价都缺乏带有个人印记的感受，更像是一种套话，可以用于绝大多数女性主义作家身上。

韩江本人也在领奖致辞中说：“我在写作时，经常会思考这些问题：人类的暴力能达到什么程度？如何界定理智和疯狂？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别人？我希望《素食者》可以回答我的这些问题。我想通过《素食者》刻画一个誓死不愿加入人类群体的女性。”《素食者》是在展示一个“人类的暴力能达到什么程度？如何界定理智和疯狂？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别人？”的故事吗？通过布克奖以及接下来的诺奖，关于这部小说的评论基调已经产生：女性主义对暴力的抵抗。如果再引入其他关键词，那应该是围绕女性主义与暴力而展开的——理解他人之难，以及对疯狂的界定。《素食者》真的是在讲述这样的母题吗？这似乎是一个傻问题，既然作者与评奖委员会都这样认为，那它当然就是。又岂止作者与评奖委员会，几乎所有的文学评论家都这样认为。

不过，事实不是这样认定的。

一

我们先来看一下《素食者》的核心内容。这部小说共分3章，最精彩的是第二章《胎记》，里面充满了乱伦、性倒错、野兽主义的人体绘画以及疯癫美学。女主人公英惠因梦见滴着鲜血的肉林而决定吃素，变得对世间的一切漠然，且习惯向陌生人展露裸体（这是第一章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英惠与丈夫离婚，她的姐夫对她产生性幻想，提议在她身上描绘鲜花与植被，并拍摄了下来。她臀部的绿色胎记尤其让他兴奋。但英惠并不同意与他做爱，她只是喜欢那些鲜花与植被——以及身上涂抹了这些油彩的男人。姐夫于是也让颜料在自己身体上形成类似的图案，与英惠疯狂交欢。没想到被妻子仁惠撞见，把他二人都送进了精神病院。

最后一章主要讲的是，姐夫没被认定为精神病，与仁惠离了婚。英惠则因精神分裂而被封闭治疗。她幻想自己是一棵树，经常打倒立，感觉自己扎入了泥土中，彻底打开双腿，让胯下绽放出花朵……她开始绝食，被强制插管导致大出血。文章的最后，英惠被转院急救，姐姐仁惠也在开出精神病院的救护车中，“眼神幽暗而执着，像是在等待着回答，不，更像是在表达抗议”。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小说的开放与模糊性，会增加其艺术性，因为人们会脑补与合理化很多情节。经典从来都是作者、评论家与读者共创而生。但对一部新作品而言，通常又要建构意义才能成为经典，也就是需要一定的确定性价值。如何拿捏分寸，是个考验人的活计。韩江也必须越过这个山丘。

这部小说到底要表达什么呢？

韩江说过，这本小说的创作灵感来自韩国作家李箱笔记中的一句话：“我认为，只有人，才是（真正的）植物。”她在199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植物妻子》是个更为简单的故事：妻子身上突然有了淤青，并逐渐扩及全身，“她的大腿上长出了茂盛的白色根须，胸脯上开出了暗红色的花，浅黄、厚实的花蕊穿出乳头”。她终于变成了一棵盆栽植物。

《植物妻子》

韩韩江|著

崔有学|译

磨铁|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3年3月

与《植物妻子》几乎同期的作品，如《童佛》《傍晚时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红花丛中》，则更写实纯粹，人物内心的纠葛、庸常生活的零碎在她笔下自然且栩栩如生，没有那么多流行元素的借用和对文学政治正确的迎合。但这样的故事总体相对乏味，需要耐心进入。后来似乎是从卡夫卡处借鉴的灵感，她开始转进于怪异的奇观，尝试一些魔幻现实主义的突破。叙事变得绚烂起来，行文也更加带有通俗小说的风格。但现实感越来越像水面上漂浮的油，有着明显的分层。《素食者》就体现了这样的进化与退步。

更突出的变化是，韩江开始在作品中掺入女性主义、生态等更加契合国际文学奖项的话题。如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郝岚所说：“‘国际化’的获奖者本应更加多元，却可能不过是幸存者法则的一个结果——只有符合主流话语特征的边缘文学，才可能被‘祝圣’。因此《素食主义者》虽然并非作家最好的代表作，但更具有话题性，因为它包含了西方读者和评论界自文化战争以后最为敏感的诸多要素，甚至是过于政治正确：和‘死白男’(DWM，意思是DeadWhiteMales：‘死去的、白人、男性’)作家相对应，韩江是一位在世的东亚女性；小说书写的女性角色、父权专制、生态、身体、畸恋、素食、疯癫、变形以及沉默的抵抗，均可以在一套西方既定的话语体系中得到阐释。”

韩江在一次接受采访中说：时隔多年，我有机会重读了《素食者》，我突然醒悟到层次才是这本小说重要的中心。写小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有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才能领悟到其中的意义。

这是一种事后解释。换句话说，她在写作的时候，还并没有这样的认知。意义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事后建构起来的。

二

《素食者》的3个部分原本各自独立，是在不同时间写就和发表的，后来韩江把它们统一在一个长篇中。其实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出每一部分想要述说的主题有别，其中还有明显的冲突。

譬如最被文学评论家津津乐道的第一部分，对男权暴力的渲染比较充分。军人出身的英惠父亲更被认为隐喻了光州事件中杀戮的军警。但在第二部分中，英惠的姐夫却以人体的鲜花彩绘赢得她的内心：“就在她套上牛仔裤，拉锁拉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朝着虚空扑哧笑了一下。‘笑什么？’‘下面都湿了……’”对世间漠然的英惠在这一章里有了发自肺腑的笑容，她甚至认为自己不会再做那些恐怖的梦境了。在这里，不仅没有男权暴力的影子，且被绝大多数读者认为猥琐的姐夫，又成为了英惠的解救者。谁是那个压迫者呢，其逻辑指向应是将英惠视为病态因而强制将其送入精神病院的姐姐仁惠。

前两章的主旨已经有了巨大的割裂，到了第三章则更进一步。那个压迫英惠的姐姐，没有任何反省却被天然归类于英惠的同盟，在书的结尾也是她透过救护车的窗户凝视着熊熊燃烧的树木，“仿佛在等待答案，仿佛在抗议什么”。

韩江说：“我觉得整部小说都是在等待答案和抗议。”这是非常讨巧的言语策略。如上所述，它符合经典文学所需要的模糊性。但是姐姐是在等待什么答案，又是在抗议什么呢？韩江能给出一个与三章内容都不矛盾的价值点吗？

韩江最后给出的是一个分层的解释：“这本小说的层次很多，比如人类的暴力和拒绝暴力；对正常与疯狂的提问；我们能够理解谁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女性悲鸣的声音。”这本书的英文译者黛博拉·史密斯表示，韩江是要在一个暴力横行的世界，探索创造一个纯真世界的可能性。

在《素食者》中，想要变成植物的英惠代表了一个纯真世界。这应该也是韩江在独立写作该书第二章《胎记》（又译《蒙古斑》）的时候想要表达的内容：英惠誓死不愿加入人类群体，她对整个世界都是漠然的，除了艺术家姐夫给她提供的人体彩绘以及奠基在其上酣畅淋漓的性爱。这里的确有对正常与疯狂的提问，英惠不与丈夫做爱、与世界隔绝、对世人裸露身体、喜欢植物、与姐夫因人体彩绘而合二为一……

如果单独看《胎记》一文，这样的立意当然是没问题的。这可能也是它获得第29届李箱文学奖的理由，因为它突破禁忌与惯常的认知思维。但《素食者》最大的问题是，它将三章独立的内容统一为一篇，到了第三章她又展示了精神病院很多其他病人的表现（譬如受害妄想患者总无中生有指控别人包括主治医生在打她），这些病友与英惠并非相对立的存在，她们是同类。英惠执意绝食而死的行动加深了病态感。这就泯却了正常还是疯狂的疑问，英惠就是《素食者》中点名的精神分裂与厌食症。这不是“正常还是疯狂”与“我们能理解谁”的分层，这就是一种拉郎配的前后矛盾。

即便是精神分裂与厌食症，当然也可以书写出“我们能理解谁”的感受，尤其在心理学还部分笼罩在伪科学的阴影下（譬如将所有的精神症候都归于童年一个不合格的母亲以及用精神分析法治疗重症精神疾病患者，这些都已被主流医学界所抛弃，但在远离脑科学的心理学界还大行其道），想要表现出这种倾向其实也并不难。但韩江在写作《素食者》第三章的时候，似乎并没有太多这种想法，她更多想展现一种怪异的奇观。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如果英惠代表了一种“纯真世界的可能性”，她的疯癫只是世俗的偏见，那么“女性悲鸣”与“男权暴力”的视角又变得很可笑，因为该书最大的“反派”姐夫代表的不是“男权暴力”，而是英惠的救赎者；女二号仁惠代表的也并非与英惠一体同悲的“女性悲鸣”，她是打破纯真世界，将英惠送入精神病院存续所谓暴力生活的元凶。所以结尾让仁惠等待答案和抗议，就显得很反讽。如果一定从女性主义角度去解读它，那它似乎带有某种高级黑的色彩。

韩江似乎也不是很清楚自己想要表达什么，她只是有一种写作的技法，要在文章的结尾引入一个开放式的可以激发读者想象的空间。

该书第一章关于“人类的暴力和拒绝暴力”的叙事，也带有同样想当然的生硬植入与迎合。英惠的父亲杀狗、强迫英惠吃肉……与她向往隔绝人类的所谓纯真世界有因果关系吗？全书并没有表现出这一点，它更多是一种弱相关；而那个滴血肉林梦幻，受到了韩江更多的强调，它无疑也更符合精神分裂疾病的基因遗传与突发特征。魔幻的内容需要有坚实的社会现实做基座，作家需要通过情节的铺垫展现某种因果性，而不是在文本之外强行升格。

至于将光州惨案与《素食者》联系起来的文学评论，更是不明所以。惠仁想要与人类隔绝，成为植物去赴死，到所谓的纯真世界，这种对生死的解构，逻辑指向上同样会消解对光州杀戮的反思。

三

很多媒体在报道韩江获奖的消息时，引述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的艾伦·马特森（EllenMattson）的话：“世界上到处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家，你需要更多的东西才能成为获奖者。很难解释那是什么。我想这是你与生俱来的东西。浪漫主义者称其为神圣的火花。对我来说，这是我在写作中听到的一种声音，我在这位特定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了，而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

这种论调在文学评论界颇为主流，但它近乎反智。人有语言本能，天赋亦有差异，但良好的写作技巧和意义建构，显然需要后天的刻意练习，它绝非与生俱来。“神圣的火花”诚然有之，但那更多是可以练习后的涌现。好的小说可能各有不同，虽然“很难解释那是什么”，但是你对一部用文字表达的作品必须形成文字评价，否则你就是根本没有领会它的精微之处。让文学评价接近于一种玄学，它实际的后果就是没有标准：一部作品的好与坏我说了算，我就是标准。最可悲的是，你自己的标准又经常左右互搏。

在一个复杂社会，通识认知已经成为文学书写者的基础素养，但现实却是他们仍然顽固地在一个自闭的评价体系里自得其乐。这是文学面临的最大危机。文学早已不是文学圈可以单独垄断评价的领域，是时候有跨学科与更多元的评价视角介入了。

好消息是，意义终究是可表述、可辨析的。很多时候，意义建构发生在书写完成之后，作者本人与评论家通常会赋予文本根本不具有的价值，它是生硬的，甚至和小说的叙事相冲突。

更早些时候，韩江说，以女性主义的视角看待《素食者》可能会比较狭隘。但随着媒体采访与文学评论的指向性越来越明显，她又接受了“女性悲鸣的声音”这一点。文学的意义从来都是一个共创的过程，只是这一次，韩江与文学评论界试图为《素食者》赋予的价值，让它看起来更像一个前后矛盾的怪物，一种不自觉的胡言乱语。

如果不看这些评论，我对《素食者》的评价会更高。一部不错的作品，被作者、评委与评论家强行升格的意义建构给毁了。

如果抛开女性主义与男权暴力视角，那么《素食者》就有了更复杂的意涵，一个猥琐的艺术家反而是纯真世界的救赎者，他勇于冲破伦理的束缚；一个深爱着妹妹的姐姐却正是暴力的元凶，但她最后还执迷不悟……当然还可以有其他的解读，但终归好过烂大街的政治正确语汇——尤其是这部小说的初衷与最终指归并不在此。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素食者》的价值指向已经被他们固定住了。

人类自我合理化的能力是无限的，保持解读的开放性，才可以让一个平庸之作无限升华，一部前后矛盾的小说也可以被脑补出更为复杂幽微的美感。这就是文学的奇妙之处，也是它的腐败之处。它就像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橡皮泥可圆可方。

文学早就该祛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