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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访张舜徽的学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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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学术大师张舜徽(1911年7月—1992年11月),幼承庭训,奠定了深厚的学术根底。青年时期又在长沙、北平从名师硕儒问学,学问博大,广涉四部,其学术广度与学术成就在当代中国罕见其匹。此前总结张氏学术精神者,多注重其讲求厚积薄发与博通气象,对于其他面向的学术精神谈得不多,今拟对其学术精神进行再探讨,希望不仅有助于理解张氏学术,也便于当代学术界有所借鉴。

      计日程功:高度的学术自律

      张舜徽少年失怙,待己甚严,生活非常规律,凌晨四点即起治学,数十年如一日,成为华中师范大学所在桂子山的一盏学术明灯,这种学术自律也带动了不少后来的学人,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华中师范大学的学风,在桂子山传为佳话。

      很早的时候,张舜徽就发愿读大书,“读书如克名城”。由于姑父余嘉锡的照拂,张舜徽得以游学北平,每天都到北海图书馆看书,日有定程,“一生读书进展最速,盖无逾于此时”。十九岁读《资治通鉴》,日尽一两卷,七个月读完并留下札记。后又通读“二十四史”,整整十年,将正史全部读完。

      1946年,张舜徽在兰州大学执教,由于学校刚刚购入流传极少的明刻《皇明经世文编》,他“趁暑期休假时,鼓起勇气,携带笔纸,入馆读之。自朝至暮,日尽十卷。经过五十天的伏案,便把它涉览了一遍,并选定其中比较精要的写作,凡三百二篇,把它区分为礼乐、兵刑、教化、学术、治道、将略、财赋、铨选、经营、水利、边防、夷务十二门,各归部类,不相淆杂,写成《皇明经世文编选目》在《兰州大学学报》发表。”(张舜徽《自强不息壮心不已——略谈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

      移帐桂子山之后,为了写作《清人文集别录》,张舜徽除了自己购买清代文集,“其中大部分是从图书馆,特别是北京、上海图书馆阅读的。每趁寒暑假的空隙时间,不顾严寒酷暑,到那儿去饱读未见之书,收获很大。如果没有几分傻气,也是办不到的。”(张舜徽《自强不息壮心不已——略谈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

      这种高度的学术自律,有可能是受到时贤的影响,比如张舜徽在日记中就称赞其同事钱基博“此翁治学之勤,余生平所仅见。自朝至晚,不离几案,手披口吟,每书皆有提要,信非易易”(《壮议轩日记》)。如此苦功,可以说显得有些“傻气”(张舜徽自语),但也就是这种“傻气”,却往往能滴水穿石,成就一番志业。他自称“回忆年轻时读大部书,是用临阵对敌、打死仗的办法去攻坚取胜的。既有勇气,又有傻气,从来不感畏难怕苦,因而也就取得一些研究成果”。(张舜徽《自强不息壮心不已——略谈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这让人想到张舜徽的湖湘前辈曾国藩常说的“结硬寨、打呆仗”,堪称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的某种精神传承。

      张舜徽认为:“一个人在学术上取得辉煌成就,一方面固决定于有阔大的规模,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有悃愊无华、坚毅不拔的治学精神,作持久奋斗。如果没有这种精神,规模虽立得很阔大,也仍然会落空的。”他由此表彰顾炎武无日不读书著述,不浪费片刻光阴。而他自己,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刻苦践履,成就了一段当代中国学术史的传奇,才识能与其并称者并不见得没有,但是能如此老僧入定般地执着坚守,可以说是罕见的。

      与时推移:不同时段的学术次第

      张舜徽曾经说:“古人做学问,有他们的规模次第,不可拿今天的治学范围,去衡量古人。”(《顾亭林学记》序言)师旷也说:“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刘向《说苑·建本》)其实他自己也有一个学术次第,根据自己的年龄做不同的学术,这一点此前较少为人所重视。

      在总结其学术次第时,张舜徽称:“余之治学,始慕乾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中年以后,各有所述。”(《八十自叙》)大致来说,青壮年时期,张舜徽在小学、史学、子学、文献学方面著述颇多,将一生所学以著作传世,如《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中国史论文集》《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清代扬州学记》《顾亭林学记》《郑学丛著》《周秦道论发微》《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史评三书平议》《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汉书艺文志通释》《清儒学记》。老年则全神贯注于《说文解字约注》《中华人民通史》的写作,两部书稿在其所有著述中部头也最大,都是百万字甚至字数更多的大著作。晚年则从事一些旧稿的清理与学术论著的辑录,如《旧学辑存》《爱晚庐随笔》《讱庵学术讲论集》《语选》。

      可以说,每一个时段,他都能善用其功力,青少年时期广植学术根基,壮年时期大力撰述,老年汇聚一生所学,到了晚年则从事旧稿清理。周密的学术次第,既充分尊重了学术发展规律,又照顾到了自身身体状况,将自己的学术生命最大限度地伸展开来。这一学术次第的规划对于当代学者也有不少启发。

      欲把金针度与人:学术普及之功

      张舜徽的学术著作众多,但是如果论及影响力,还是要数他的不少启诱后学的学术普及论著,这一点此前注意的不多。

      1955年,《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出版,后经多次润色,又以《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为名出版,成为风行全国文史学界的大学教科书,由此很多人也知道了张舜徽,“主要介绍了一些常见的必读的历史书籍,替有志钻研国史的青年们指出了一些读史门径和研究方法”(张舜徽《〈中国史学名著题解〉前言》)。此后,相应推出《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介绍了更多自己读书和教学的心得。其《中国文献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文献学的范围、任务、古代文献的流传、类别等重要问题,对版本、校勘、目录等有关整理文献的基本知识详细说明,至今有六个版本存世。以上各书各种版本的总印数保守估计达到百万册以上,其影响力惊人。

      此外,张舜徽还撰有《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从农业生产的发展、科技的创造、生活资料的丰富、艺术的进步、工程的修建、对保健养生的重视、医药知识的丰富、文字的创造与改进、书籍的出现、文学的发展十个方面,对于古代中国的物质文明进行了简要的介绍,最近还重新再版。《四库提要叙讲疏》简明扼要,可谓了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一把钥匙。而《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史学三书平议》《〈说文解字〉导读》也是类似的著作,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中国学术史上的几部重要文献。

      为了方便初学者,张舜徽还选编有《文献学论著辑要》一书,选录有关文献学之专著、论文、笔记、书札。类似工作还有他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题解》《中国史学家传》《三国志辞典》《后汉书辞典》等书。可以说,除了高深的学术著作,他在学术普及方面也耗费了大量心血,这一付出大大便利了青年学子,同时也提升了张舜徽的学术影响力,可谓相得益彰。

      贵在养气:多识嘉言懿行以畜其德

      孟子曾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读书人贵在养气,从而拓展心胸,刘重来忆及张舜徽曾传授治学之道,强调做学问要“发越志趣,开拓胸襟”,张舜徽很注重辑录前贤的名言以激发意趣,这些嘉言懿行成为他治学养气一种极重要的思想资源。

      《语选》的纂辑,始于张舜徽年轻时,以“进德修业”为宗旨,从古代典籍遴选嘉言,分“修己”“治人”两编,以“规范”“治家”“立业”“处世”等为主旨,近十万字。数十年间,他总是置之案头以备观省。晚年,“犹强起写定是书,亦欲用此为温故之简本,聊以自课云尔”。“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易经·大畜》)在其日常生活也见之于行事,张氏将自己所欣赏的先贤格言赠其子女、门生。他还辑录了《清儒论学语录》《清儒论学文选》,试图对于清儒的学术有一个明细的把握。

      张舜徽认为:“许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立志做成一件有益于人世的大事,必须有恒心,有毅力,有耐性,有信念,才能取得成功。治学也是这样,还要加上几分傻气。明知那一工作不容易做,但认识到做了以后,一定可以取得较大的成果,便断然为之而不疑,大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不计成败毁誉,孜孜不倦地干下去,这便是傻气。”就是这份傻气,成就了他的皇皇巨制。

      “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荀子语)“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学术之志,张舜徽的学术实践无疑是当下学界的楷模,其学术精神对于引导学界的学术风气有先导之功,值得再三致意。

      ??(作者:谭徐锋,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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